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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千帆教授和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有许多共同点：都姓张，都是上海人，都是海归，一个长期留美，一个长期旅欧。但更令人关注的是两者的不同：一个是西方民主的信奉者，一个是中国模式的推崇者。世人颇为期待的是，当这两位学者相遇时，将会撞出何等的火花。
著名的自由派刊物《炎黄春秋》2014年12月号发表了张千帆教授的文章《民主是绕不过的坎》----评《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张千帆教授选择《中国震撼》做为双方观点交锋的切入点，确实显示了学者的眼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阅读此书之后，就把它推荐给了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等人物；2012年6月20日，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为张维为教授的《中国震撼》一书举行了专场研讨会；此书曾荣膺《光明日报》2011年度光明书榜十大图书、《中外书摘》2011年度十大好书、新闻出版总署全民阅读办2011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书·文化类、河北省阅读办2011年度十大好书等好评，而且早已译成英文，成为西方主流学者研究和引用的对象。西方主流媒体如BBC、纽约时报也多次采访。
带着一种期待，手不释卷一气读完，却有一种“乘兴而去，败兴而归”之感。张千帆教授一共从七个方面进行反驳----从这一点说，他对此书也是做足了功课，然而结果不仅观点无法服人，就是他辩论的方式也偏于情绪，少了些君子之风。
在他的文章中，类似于以下的用词比比皆是：“这些短篇评论自说自话，空泛无力，漏洞百出，只能算是舆论造势。迄今为止，在这个方面的最系统的代表作仍然是张维为自己的《中国震撼》”。“这些违反常识结论是如何产生的？我浏览了这部大作，大致梳理出以下七种方法，仅供哪些不想被忽悠的读者参考”。
在他的眼中，《中国震撼》只是“自说自话，漏洞百出，舆论造势。只是在忽悠”。我在法国这么久，也遇到过不少看过此书的法国学者以及邀请张维为教授到欧洲演讲的各个高校和智库，比如西方顶尖学府牛津大学----这足以显示以学术严谨著称的西方学界对张维为教授的重视和认可，但得出“自说自话，空泛无力，漏洞百出”结论的，只有张千帆教授一人。看来，要么是西方学术研究界集体看走了眼，没有了常识，集体被张维为教授所忽悠，要么就是张千帆教授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说实话，当我看到开篇这个结论时，曾直觉是否再继续看下去。坚持到最后还是发现自己的直觉并没有错。
张千帆教授反驳的第一点是：“在评价标准选择上避重就轻，死抱住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GDP，并以此概括人民生活水平的全部。”
坦率的讲，我很不赞同张千帆教授的用语，什么叫“死抱住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GDP”？二十年前，GDP对中国有利吗？我还记得哪个时候自由派群体总是拿经济问题说事，说衡量一个制度优劣的根本标准就是经济发展。等到现在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了，怎么标准就又变了？张千帆教授是1999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回国。1999年，中国的GDP还不到一万亿美元，人均GDP780美元（法国ATLASECO），是日本的四十分之一，哪个时候谈GDP对中国反而很不利。只是经过中国的努力，现在GDP已经突破十万亿美元，人均已是日本的五分之一。这样巨大的进步，谁能视而不谈？
更何况，GDP（按汇率或按购买力）是全球通用的、衡量一个国家财富总量和发展状况的唯一指标。每个季度全球各国都会发布经济指标和未来预测，请问，除了GDP还有什么？每年共有3个组织分别对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进行统计比较，分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同样说明了GDP指标在当前的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如果套用张千帆教授的话语，就是全球都死抱住GDP这个指标，而不仅仅是张维为教授。
张千帆教授认为GDP有很多水分，但又没有指出水分何在。但我可以补充几个数据，来看看中国的GDP是不是反映了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全球第一大钢铁生产国（占全球一半），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200多种工业品的产量中国世界第一，全球第一大汽车销售国，全球十大银行中国占四，包括第一和第二，全球十大港口中国占八（第三和第九不是中国），高铁里程全球第一，超世界一半。世界五百强中国就有一百家，仅次于美国。中国一年的新增发电量就相当于全球第五大经济体英国全年的消费量。全球第一旅游大国，每年超过一亿中国人出境旅游。标准普尔分析认为，如果中国经济增速下降0.7，香港将下降2.3，台湾2.1，韩国1.3，新加坡1.0，澳大利亚下降0.8，会出现明显的放大效应。
事实上，仅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中国的GDP实际是被低估了：占GDP比重超过60%的民营企业倾向于少报、瞒报；中国统计局仅统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在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低于这个标准的都忽略不计；庞大的地下经济也同样无法计入（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地下经济占GDP的比重在10到20%之间）。
其实所有的经济指标都会体现在人民的生活水平上，而生活水平的高低、经济成果是否合理分配以及相应的社会文明进步程度都直接体现在人均寿命上。中国的人均GDP虽然仍然在全球一百名之外，但人均寿命却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水平，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女性人均寿命76.5岁，男性73.9，美国女性81.2，男性76.4（L’annee strategie2 015）。但美国人均GDP则是中国的7倍多！
张千帆教授否定中国的GDP还有一个理由：“在贪污腐败横行，环境破坏严重，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今天，其积极意义早已受到质疑”。
我在各地演讲时，经常会被问到上述问题，但被堂堂的北大张千帆教授也拿来说事，还是倍感意外。他应该知道，在一个国家工业化阶段，上述问题都突出存在，美国不例外，法国、德国、英国、日本等都不例外。只有等工业化结束了，上述问题才会逐步化解。在美国待了十五年的张千帆教授不可能不知道有“镀金时代”之称的工业化时期的美国是什么状况，也不可能不知道美国的进步运动。难道正因为这些问题我们要否定美国内战之后的飞速发展吗？
张千帆教授的第二和第三条都和印度有关，不妨放在一起评论：“二是在对象选择上以偏概全，专门捡软件柿子捏。三是在因果归责上简单片面，把经济落后的过错统统归咎于民主制度”。
还是要再说一遍，很不认同张千帆教授的用语方式，还是缺少些君子之争的风范。
选择印度和印度是否是软柿子无关，而是和中国最具可比性：规模（人口和地域），起点都最接近，而且都长期采用计划经济，都属于转轨国家。比印度落后的非洲国家多的是，为什么没有人拿中国和非洲去比？
起点差不多的中印两国分别发展了六十多年，现在印度整体上远远落后于中国，难道不是制度造成的吗？经济总量只是中国的五分之一，人均GDP还不到中国的五分之一。全球三分之一的贫困人口在印度（世行报告），男性文盲率接近20%，妇女文盲率更高达三分之一（2010年4月，女童的教育权利才得到法律保障），全国近一半的人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裔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曾不客气地指出：印度穷人教育极端落后，读完小学四年级的小孩中 ，居然半数以上算不出20除以5的答案！没有接受基本教育的人口只能是负担而不会是红利。在今天的印度，有三分之一的家庭，他们所获得的电力供应，还不足以点亮一个灯泡。印度人均电力消费属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甚至低于朝鲜。张维为教授有一次和我谈起他在印度的经历：“我讲课的时候竟然停了两次电”。
据印度媒体分析，经济发展上，它比中国落后10年，社会发展上，则落后30年。印度今天的 GDP和贫困人口比例，相当于中国2002年的水平。城市人口水平，印度仅相当于中国1995年时的水平。在改善卫生条件上，中国领先印度17年。儿童死亡率，印度仅相当于中国1980年代以前的水平。
尽管印度拥有全球最多的耕地，但是世界上饥饿人数最多的国家。(据全球饥饿指数)2012 年1月，印度总理辛格将印度的营养不良问题称为国家的耻辱，因之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印度有42%的儿童体重过轻。
至于印度的司法，去过印度的自由派经济学家茅予轼先生有过这样的评论：“印度告一个状，要10年才知道结果，这样的司法也等于没有”。 据联合国数据显示，印度全国有大约2700万起官司待审（2006年）。许多一级谋杀案，证人都已死亡，依然处于等待之中。许多企业则在等待中破产。 一直以来，印度司法制度受到贪污、缺乏效率以及没有公信力的困扰。一名律师说：“这是一个完全崩溃的制度，这个国家只活在拥有司法制度的幻想中。”印度大法官揭露，新德里高等法院积压的案件堆积如山，要466年才能清完，其中，超过20年的旧案不下600宗
印度如此远远落后于中国，原因何在？张千帆教授的结论是：“种姓制度和宗教文化造就了印度的国民性，人民习惯于安贫乐道的生活，而这是民主改变不了的。”他还引用清华大学秦晖教授的观点为民主开脱：“印度经济的落后很大程度上源于其长期推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而和民主没有关系”。
真是要拍案惊奇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落后于西方，这些自由派的学者们又是如何说辞的？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采用一个制度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如果它解决不了，这个制度还有何意义？过去的中国，也是自给自足，百姓也习于安贫乐道，男女严重不平等。但今天的中国何以就变的如此进取？更何况种姓制度是一种严重侵犯人权、反现代化的落后制度，直接制约着印度的发展，而不是一个普普通通无关大雅的小事一桩，悲惨的低种姓无奈的接受并不是什么“安贫乐道”可以形容的。做为一名学者，不应该为印度寻求开脱，而是要义正言辞的谴责、讨伐，要讨论印度究竟采取什么制度才能改变。想当年，中国存在收容遣送法时，存在劳改法时，这些自由派是什么立场？可否有对印度的理解和宽容？可否有人说这是中国的文化，不能改变？
这里，需要展示一下印度的种姓制度的当代之恶：种姓层级最高的婆罗门不及人口的4％，却占有七成的司法权及接近半数的国会席次。在天灾时，贱民亦饱受歧视，得不到最基本的援助。如在2008年8月，印度比哈尔邦的阿拉里亚发生水灾，然而由于阿拉里亚为贱民的集中地，灾民得不到地方政府的任何协助，令大量灾民死于水灾当中。
一份旨在展现印度长期受歧视种姓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数据表明： 在2001年，印度全国平均识字率为63%，而最低种姓的识字率却只有55%。
最低种姓儿童疫苗注射水平于2001年为40%，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个百分点。在1995年到2005年的十年间，最低种姓的贫困率从49%降至了39%，虽然降幅大于全国平均的8%，但其还是要高出2005年的全国平均值27%。
这样的罪恶，印度的民主制度居然束手无策，请问，这种制度的优越性何在？存在的必要性何在？张千帆教授一方面承认民主制度无法改变，另一方面却要为这种制度辩护，究竟又是为何呢？我们是否可以学一学张千帆教授来为中国辩护：中国是人情社会，所以这样的文化存在腐败不可避免，和现行制度无关，也是无法改变的？
对于秦晖教授的说法更是值的商榷。相比于印度，中国搞的可是纯粹的社会主义，还发生了十年文革，何以中国就能够比印度早十多年走向市场经济？何以中国就能创造经济奇迹？
张千帆教授还认为：“对于印度这样的多族群、多信仰、多语言国家，维护了60多年的和平统一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在此期间没有发生任何‘大饥荒’‘大革命’及各种折腾人民的政治运动；如果在印度实行威权政治，只怕早已内战频仍、分崩离析”。
维护国家和平统一就能被视做了不起的成就，哪么，这个世界上究竟有几个国家做不到呢？除了阿富汗、伊拉克、索马里，还有谁呢？朝鲜也做到了啊。难道这就是金氏家族了不起的成就？
说到大饥荒，这是中国的悲剧。但是否可以用来说是印度的制度优于中国？不妨看看这个数据：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研究显示：新中国遭遇的国际封锁和压力，比几乎同时独立建国的印度要大得多，但恰恰是这种复杂和危险的局势，反而锻造出中共更为顽强的生存能力和应对危机、战胜难局的能力。在上述区间里(1952-1978)，中国比印度少死了一亿人口，而这不过是中共创造的诸多奇迹之一。
自由派学者大都认为大饥荒是中国六十多年来最大的执政失误，哪么，印度在民主制度下，在正常的状态下，却比中国多死亡一亿人，又该如何下结论呢？
最后本人还有一问，假如印度和中国的状况正好倒过来，张千帆教授们还会对这些问题持同样的立场吗？是不是会说：“对于中国这样的多族群、多信仰、多语言国家，维护了60多年的和平统一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在此期间没有发生任何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更没有种姓制度；如果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只怕早已内战频仍、分崩离析”？
好了，其实用不着再多说什么，各位也已经明白张千帆教授此文，但为了完整，还是把他剩下的四个方面列举如下：四是用个人观感代替客观判断，用一两个事件、一两次聊天、一两组不靠谱的数据，就给民主转型整体打不及格。五是单边抹黑、拒绝对照，在大肆抨击别人的时候绝口不提自己的问题。六是曲解别国制度，混淆视听。七是不择手段自我美化，用管制下的舆论来吹捧管制。
这只是题目，看到这些颇有些人身攻击色彩的用语，真的很难相信这是旅美十五年、北大的法学教授。
剩下的四个方面，有几个观点，还是值得一说。在谈到中国的腐败时，他有这样的结论：“民主的腐败再严重，也不及专制的腐败严重”。“在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再糟糕也比专制好并不为过”。看到这样的话语，凡是经历过文革的，无不悚然。颇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感。新加坡一向被认为是专制国家，哪么，请问有几个民主国家可以比的上新加坡呢？脸书的创始人之一宁可放弃美国国籍，也要变为新加坡人，难道是因为“民主再糟糕也比专制好”？张千帆教授此语，才是违反基本常识。反倒是出身印度的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对民主制度非常的事实求是，他在中印比较之后说：印度的穷人更缺乏生活保障，那是因为印度民主运作失灵，只有中上阶层的少数人参与政治，这些人只关心自身阶层的利益，而穷人参政不足。
文章的结尾，张千帆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结论：“不论国内‘左派’对民主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民主都是任何一个正常国家绕不过的坎儿”。
假如十年以前，有人这样讲，我还能理解。毕竟，就算是第三世界国家学习西方鲜有成功者，但西方自己的表现还是过的去的。但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来，中东在民主化浪潮中陷入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中，再听到这样的观点，真感到是反讽。
事实上今天的西方民主正面临着巨大的坎：整个体制已经难以有效运行，美国无法解决借贷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欧洲无法解决借贷维持福利的社会模式。欧美都是寅吃卯粮。但谁都知道这种模式根本不可能持续。但却无法改革，否则谁就会下台。希腊在外在压力下不得不进行五年的痛苦改革，结果最终忍无可忍的百姓把极端政治力量选上台，希腊危机正在演变成整个欧盟的危机。
西方的民主制度要想成功，主要取决于如何制约民众的权力。政治精英非常明白问题之所在，但为了赢得选举，不得不迎合民众的贪婪。明明国家需要紧缩开支，减少福利，法国总统奥朗德却提出以增长化解问题的方案，结果执政三年来，增长的只有失业率。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的制度设计中没有制约民众的手段，只能靠民众自我约束。所以同样是民主制度，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意大利等南欧国家好逸恶劳，国家纷纷走向破产的不归路。德国和瑞士民众勤劳，克制，甚至可以公投否决延长带薪休假的提案。只是这样的民众放眼全球只怕是凤毛麟角。
除了体制问题，西方文明更由于出生率的原因走向衰亡。美国到2042年，传统白人将变为少数。欧洲也大约在同一时期，不同宗教、不同价值观的穆斯林将成为绝对多数，而他们将轻易通过选举取西方文明而代之。在可预见的未来，西方的制度和它的文明都将成为消逝的历史，还怎么可能成为中国要必须过的坎呢？
客观而言，我们批评民主，不是因为什么爱恨情仇，而是因为这个制度不适合中国，而且历史也已经证明，总的来说，它也不适合广大的非西方国家。这里本人十分感念十几年前康晓光先生以无比的勇气和先知先觉所提出的“中国民主化是祸国殃民的选择”的判断。今天看来，中国显然接受了这个论断，保持了足够的清醒。我们也相信，中国将以自己的成功跨过西方都跨不过的坎。
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千帆教授和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有许多共同点：都姓张，都是上海人，都是海归，一个长期留美，一个长期旅欧。但更令人关注的是两者的不同：一个是西方民主的信奉者，一个是中国模式的推崇者。世人颇为期待的是，当这两位学者相遇时，将会撞出何等的火花。
著名的自由派刊物《炎黄春秋》2014年12月号发表了张千帆教授的文章《民主是绕不过的坎》----评《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张千帆教授选择《中国震撼》做为双方观点交锋的切入点，确实显示了学者的眼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阅读此书之后，就把它推荐给了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等人物；2012年6月20日，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为张维为教授的《中国震撼》一书举行了专场研讨会；此书曾荣膺《光明日报》2011年度光明书榜十大图书、《中外书摘》2011年度十大好书、新闻出版总署全民阅读办2011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书·文化类、河北省阅读办2011年度十大好书等好评，而且早已译成英文，成为西方主流学者研究和引用的对象。西方主流媒体如BBC、纽约时报也多次采访。
带着一种期待，手不释卷一气读完，却有一种“乘兴而去，败兴而归”之感。张千帆教授一共从七个方面进行反驳----从这一点说，他对此书也是做足了功课，然而结果不仅观点无法服人，就是他辩论的方式也偏于情绪，少了些君子之风。
在他的文章中，类似于以下的用词比比皆是：“这些短篇评论自说自话，空泛无力，漏洞百出，只能算是舆论造势。迄今为止，在这个方面的最系统的代表作仍然是张维为自己的《中国震撼》”。“这些违反常识结论是如何产生的？我浏览了这部大作，大致梳理出以下七种方法，仅供哪些不想被忽悠的读者参考”。
在他的眼中，《中国震撼》只是“自说自话，漏洞百出，舆论造势。只是在忽悠”。我在法国这么久，也遇到过不少看过此书的法国学者以及邀请张维为教授到欧洲演讲的各个高校和智库，比如西方顶尖学府牛津大学----这足以显示以学术严谨著称的西方学界对张维为教授的重视和认可，但得出“自说自话，空泛无力，漏洞百出”结论的，只有张千帆教授一人。看来，要么是西方学术研究界集体看走了眼，没有了常识，集体被张维为教授所忽悠，要么就是张千帆教授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说实话，当我看到开篇这个结论时，曾直觉是否再继续看下去。坚持到最后还是发现自己的直觉并没有错。
张千帆教授反驳的第一点是：“在评价标准选择上避重就轻，死抱住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GDP，并以此概括人民生活水平的全部。”
坦率的讲，我很不赞同张千帆教授的用语，什么叫“死抱住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GDP”？二十年前，GDP对中国有利吗？我还记得哪个时候自由派群体总是拿经济问题说事，说衡量一个制度优劣的根本标准就是经济发展。等到现在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了，怎么标准就又变了？张千帆教授是1999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回国。1999年，中国的GDP还不到一万亿美元，人均GDP780美元（法国ATLASECO），是日本的四十分之一，哪个时候谈GDP对中国反而很不利。只是经过中国的努力，现在GDP已经突破十万亿美元，人均已是日本的五分之一。这样巨大的进步，谁能视而不谈？
更何况，GDP（按汇率或按购买力）是全球通用的、衡量一个国家财富总量和发展状况的唯一指标。每个季度全球各国都会发布经济指标和未来预测，请问，除了GDP还有什么？每年共有3个组织分别对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进行统计比较，分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同样说明了GDP指标在当前的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如果套用张千帆教授的话语，就是全球都死抱住GDP这个指标，而不仅仅是张维为教授。
张千帆教授认为GDP有很多水分，但又没有指出水分何在。但我可以补充几个数据，来看看中国的GDP是不是反映了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全球第一大钢铁生产国（占全球一半），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200多种工业品的产量中国世界第一，全球第一大汽车销售国，全球十大银行中国占四，包括第一和第二，全球十大港口中国占八（第三和第九不是中国），高铁里程全球第一，超世界一半。世界五百强中国就有一百家，仅次于美国。中国一年的新增发电量就相当于全球第五大经济体英国全年的消费量。全球第一旅游大国，每年超过一亿中国人出境旅游。标准普尔分析认为，如果中国经济增速下降0.7，香港将下降2.3，台湾2.1，韩国1.3，新加坡1.0，澳大利亚下降0.8，会出现明显的放大效应。
事实上，仅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中国的GDP实际是被低估了：占GDP比重超过60%的民营企业倾向于少报、瞒报；中国统计局仅统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在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低于这个标准的都忽略不计；庞大的地下经济也同样无法计入（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地下经济占GDP的比重在10到20%之间）。
其实所有的经济指标都会体现在人民的生活水平上，而生活水平的高低、经济成果是否合理分配以及相应的社会文明进步程度都直接体现在人均寿命上。中国的人均GDP虽然仍然在全球一百名之外，但人均寿命却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水平，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女性人均寿命76.5岁，男性73.9，美国女性81.2，男性76.4（L’annee strategie2 015）。但美国人均GDP则是中国的7倍多！
张千帆教授否定中国的GDP还有一个理由：“在贪污腐败横行，环境破坏严重，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今天，其积极意义早已受到质疑”。
我在各地演讲时，经常会被问到上述问题，但被堂堂的北大张千帆教授也拿来说事，还是倍感意外。他应该知道，在一个国家工业化阶段，上述问题都突出存在，美国不例外，法国、德国、英国、日本等都不例外。只有等工业化结束了，上述问题才会逐步化解。在美国待了十五年的张千帆教授不可能不知道有“镀金时代”之称的工业化时期的美国是什么状况，也不可能不知道美国的进步运动。难道正因为这些问题我们要否定美国内战之后的飞速发展吗？
张千帆教授的第二和第三条都和印度有关，不妨放在一起评论：“二是在对象选择上以偏概全，专门捡软件柿子捏。三是在因果归责上简单片面，把经济落后的过错统统归咎于民主制度”。
还是要再说一遍，很不认同张千帆教授的用语方式，还是缺少些君子之争的风范。
选择印度和印度是否是软柿子无关，而是和中国最具可比性：规模（人口和地域），起点都最接近，而且都长期采用计划经济，都属于转轨国家。比印度落后的非洲国家多的是，为什么没有人拿中国和非洲去比？
起点差不多的中印两国分别发展了六十多年，现在印度整体上远远落后于中国，难道不是制度造成的吗？经济总量只是中国的五分之一，人均GDP还不到中国的五分之一。全球三分之一的贫困人口在印度（世行报告），男性文盲率接近20%，妇女文盲率更高达三分之一（2010年4月，女童的教育权利才得到法律保障），全国近一半的人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裔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曾不客气地指出：印度穷人教育极端落后，读完小学四年级的小孩中 ，居然半数以上算不出20除以5的答案！没有接受基本教育的人口只能是负担而不会是红利。在今天的印度，有三分之一的家庭，他们所获得的电力供应，还不足以点亮一个灯泡。印度人均电力消费属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甚至低于朝鲜。张维为教授有一次和我谈起他在印度的经历：“我讲课的时候竟然停了两次电”。
据印度媒体分析，经济发展上，它比中国落后10年，社会发展上，则落后30年。印度今天的 GDP和贫困人口比例，相当于中国2002年的水平。城市人口水平，印度仅相当于中国1995年时的水平。在改善卫生条件上，中国领先印度17年。儿童死亡率，印度仅相当于中国1980年代以前的水平。
尽管印度拥有全球最多的耕地，但是世界上饥饿人数最多的国家。(据全球饥饿指数)2012 年1月，印度总理辛格将印度的营养不良问题称为国家的耻辱，因之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印度有42%的儿童体重过轻。
至于印度的司法，去过印度的自由派经济学家茅予轼先生有过这样的评论：“印度告一个状，要10年才知道结果，这样的司法也等于没有”。 据联合国数据显示，印度全国有大约2700万起官司待审（2006年）。许多一级谋杀案，证人都已死亡，依然处于等待之中。许多企业则在等待中破产。 一直以来，印度司法制度受到贪污、缺乏效率以及没有公信力的困扰。一名律师说：“这是一个完全崩溃的制度，这个国家只活在拥有司法制度的幻想中。”印度大法官揭露，新德里高等法院积压的案件堆积如山，要466年才能清完，其中，超过20年的旧案不下600宗
印度如此远远落后于中国，原因何在？张千帆教授的结论是：“种姓制度和宗教文化造就了印度的国民性，人民习惯于安贫乐道的生活，而这是民主改变不了的。”他还引用清华大学秦晖教授的观点为民主开脱：“印度经济的落后很大程度上源于其长期推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而和民主没有关系”。
真是要拍案惊奇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落后于西方，这些自由派的学者们又是如何说辞的？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采用一个制度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如果它解决不了，这个制度还有何意义？过去的中国，也是自给自足，百姓也习于安贫乐道，男女严重不平等。但今天的中国何以就变的如此进取？更何况种姓制度是一种严重侵犯人权、反现代化的落后制度，直接制约着印度的发展，而不是一个普普通通无关大雅的小事一桩，悲惨的低种姓无奈的接受并不是什么“安贫乐道”可以形容的。做为一名学者，不应该为印度寻求开脱，而是要义正言辞的谴责、讨伐，要讨论印度究竟采取什么制度才能改变。想当年，中国存在收容遣送法时，存在劳改法时，这些自由派是什么立场？可否有对印度的理解和宽容？可否有人说这是中国的文化，不能改变？
这里，需要展示一下印度的种姓制度的当代之恶：种姓层级最高的婆罗门不及人口的4％，却占有七成的司法权及接近半数的国会席次。在天灾时，贱民亦饱受歧视，得不到最基本的援助。如在2008年8月，印度比哈尔邦的阿拉里亚发生水灾，然而由于阿拉里亚为贱民的集中地，灾民得不到地方政府的任何协助，令大量灾民死于水灾当中。
一份旨在展现印度长期受歧视种姓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数据表明： 在2001年，印度全国平均识字率为63%，而最低种姓的识字率却只有55%。
最低种姓儿童疫苗注射水平于2001年为40%，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个百分点。在1995年到2005年的十年间，最低种姓的贫困率从49%降至了39%，虽然降幅大于全国平均的8%，但其还是要高出2005年的全国平均值27%。
这样的罪恶，印度的民主制度居然束手无策，请问，这种制度的优越性何在？存在的必要性何在？张千帆教授一方面承认民主制度无法改变，另一方面却要为这种制度辩护，究竟又是为何呢？我们是否可以学一学张千帆教授来为中国辩护：中国是人情社会，所以这样的文化存在腐败不可避免，和现行制度无关，也是无法改变的？
对于秦晖教授的说法更是值的商榷。相比于印度，中国搞的可是纯粹的社会主义，还发生了十年文革，何以中国就能够比印度早十多年走向市场经济？何以中国就能创造经济奇迹？
张千帆教授还认为：“对于印度这样的多族群、多信仰、多语言国家，维护了60多年的和平统一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在此期间没有发生任何‘大饥荒’‘大革命’及各种折腾人民的政治运动；如果在印度实行威权政治，只怕早已内战频仍、分崩离析”。
维护国家和平统一就能被视做了不起的成就，哪么，这个世界上究竟有几个国家做不到呢？除了阿富汗、伊拉克、索马里，还有谁呢？朝鲜也做到了啊。难道这就是金氏家族了不起的成就？
说到大饥荒，这是中国的悲剧。但是否可以用来说是印度的制度优于中国？不妨看看这个数据：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研究显示：新中国遭遇的国际封锁和压力，比几乎同时独立建国的印度要大得多，但恰恰是这种复杂和危险的局势，反而锻造出中共更为顽强的生存能力和应对危机、战胜难局的能力。在上述区间里(1952-1978)，中国比印度少死了一亿人口，而这不过是中共创造的诸多奇迹之一。
自由派学者大都认为大饥荒是中国六十多年来最大的执政失误，哪么，印度在民主制度下，在正常的状态下，却比中国多死亡一亿人，又该如何下结论呢？
最后本人还有一问，假如印度和中国的状况正好倒过来，张千帆教授们还会对这些问题持同样的立场吗？是不是会说：“对于中国这样的多族群、多信仰、多语言国家，维护了60多年的和平统一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在此期间没有发生任何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更没有种姓制度；如果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只怕早已内战频仍、分崩离析”？
好了，其实用不着再多说什么，各位也已经明白张千帆教授此文，但为了完整，还是把他剩下的四个方面列举如下：四是用个人观感代替客观判断，用一两个事件、一两次聊天、一两组不靠谱的数据，就给民主转型整体打不及格。五是单边抹黑、拒绝对照，在大肆抨击别人的时候绝口不提自己的问题。六是曲解别国制度，混淆视听。七是不择手段自我美化，用管制下的舆论来吹捧管制。
这只是题目，看到这些颇有些人身攻击色彩的用语，真的很难相信这是旅美十五年、北大的法学教授。
剩下的四个方面，有几个观点，还是值得一说。在谈到中国的腐败时，他有这样的结论：“民主的腐败再严重，也不及专制的腐败严重”。“在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再糟糕也比专制好并不为过”。看到这样的话语，凡是经历过文革的，无不悚然。颇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感。新加坡一向被认为是专制国家，哪么，请问有几个民主国家可以比的上新加坡呢？脸书的创始人之一宁可放弃美国国籍，也要变为新加坡人，难道是因为“民主再糟糕也比专制好”？张千帆教授此语，才是违反基本常识。反倒是出身印度的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对民主制度非常的事实求是，他在中印比较之后说：印度的穷人更缺乏生活保障，那是因为印度民主运作失灵，只有中上阶层的少数人参与政治，这些人只关心自身阶层的利益，而穷人参政不足。
文章的结尾，张千帆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结论：“不论国内‘左派’对民主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民主都是任何一个正常国家绕不过的坎儿”。
假如十年以前，有人这样讲，我还能理解。毕竟，就算是第三世界国家学习西方鲜有成功者，但西方自己的表现还是过的去的。但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来，中东在民主化浪潮中陷入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中，再听到这样的观点，真感到是反讽。
事实上今天的西方民主正面临着巨大的坎：整个体制已经难以有效运行，美国无法解决借贷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欧洲无法解决借贷维持福利的社会模式。欧美都是寅吃卯粮。但谁都知道这种模式根本不可能持续。但却无法改革，否则谁就会下台。希腊在外在压力下不得不进行五年的痛苦改革，结果最终忍无可忍的百姓把极端政治力量选上台，希腊危机正在演变成整个欧盟的危机。
西方的民主制度要想成功，主要取决于如何制约民众的权力。政治精英非常明白问题之所在，但为了赢得选举，不得不迎合民众的贪婪。明明国家需要紧缩开支，减少福利，法国总统奥朗德却提出以增长化解问题的方案，结果执政三年来，增长的只有失业率。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的制度设计中没有制约民众的手段，只能靠民众自我约束。所以同样是民主制度，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意大利等南欧国家好逸恶劳，国家纷纷走向破产的不归路。德国和瑞士民众勤劳，克制，甚至可以公投否决延长带薪休假的提案。只是这样的民众放眼全球只怕是凤毛麟角。
除了体制问题，西方文明更由于出生率的原因走向衰亡。美国到2042年，传统白人将变为少数。欧洲也大约在同一时期，不同宗教、不同价值观的穆斯林将成为绝对多数，而他们将轻易通过选举取西方文明而代之。在可预见的未来，西方的制度和它的文明都将成为消逝的历史，还怎么可能成为中国要必须过的坎呢？
客观而言，我们批评民主，不是因为什么爱恨情仇，而是因为这个制度不适合中国，而且历史也已经证明，总的来说，它也不适合广大的非西方国家。这里本人十分感念十几年前康晓光先生以无比的勇气和先知先觉所提出的“中国民主化是祸国殃民的选择”的判断。今天看来，中国显然接受了这个论断，保持了足够的清醒。我们也相信，中国将以自己的成功跨过西方都跨不过的坎。
From NYT Nov. 9th 2012 by Zhang wei-wei
Beijing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are both revealing their next leaders this month, and this coincidence has been depicted in the Western media as a sharp contrast between an opaque Communist state and a transparent populous democracy.
But beneath this superficial contrast is a competition between two political models, one based more on meritocratic leadership and the other on popular election. And the Chinese model may win.
While China’s dramatic economic rise has attracted global attention, its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s have been little noticed or deliberately ignored for ideological reasons.
In fact, without much fanfare, Beijing has introduced significant reforms into its way of governance and established an elaborate system of what can be called “selection plus election.” Briefly, competent leaders are selected based on merit and popular support through a vigorous process of screening, opinion surveys, internal evaluations and various small-scale election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y arguably be one of the world’s most meritocratic institutions.
Meritocratic governance is deeply-rooted in China’s Confucian political tradition, which among other things allowed the country to develop and sustain for well over a millennium the Keju system, the world’s first public exam process for selecting officials.
Consistent with this tradition, Beijing practices — not always successfully — meritocracy across the whole political stratum. Criteria such as performance in poverty eradication, job creation, lo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increasingly, cleaner environment are key factors in the promotion of local officials. China’s dramatic rise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is inseparable from this meritocratic system.
Sensational scandals of official corruption and other social woes aside, China’s governance, like the Chinese economy, remains resilient and robust.
On the institutional front, the Party has introduced a strict mandatory retirement age and term limits at all levels. The general secretary, president and prime minister now serve a maximum of two terms of office, or 10 years. Collective leadership is practiced within the Politburo in part to prevent the type of the personality cult we witnesse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se carefully designed changes have eliminated any possibility of permanent entrenchment of power in the hands of any individual leader (which was a major cause of the Arab Spring).
Nothing can better illustrate this meritocratic governance than the line-up of the next generation of Chinese leaders to be unveiled at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now in session.
Virtually all the candidates for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Party, China’s highest decision-making body, have served at least twice as a party secretary of a Chinese province or at similar managerial positions. It takes extraordinary talent and skills to govern a typical Chinese province, which is on average the size of four to five European states.
Indeed, with the Chinese system of meritocracy in place, it is inconceivable that people as weak and incompetent as George W. Bush or Yoshihiko Noda of Japan could ever get to the top leadership position.
Take the incoming leader, Xi Jinping, as an example. Xi served as the governor of Fujian Province, a region known for its dynamic economy, and as party secretary of Zhejiang province, which is renowned for its thriving private sector, and Shanghai, China’s financial and business hub with a powerful state-sector.
In other words, prior to taking his current position as the heir apparent to President Hu Jintao, Xi had in fact managed areas with total population of over 120 million and an economy larger than India’s. He was then given another five years to serve as vice president to get familiar with running state and military affairs at the national level.
China’s meritocracy challenges the stereotypical dichotomy of democracy v. autocracy. From Beijing’s point of view, the nature of a state, including its legitimacy, has to be defined by its substance: good governance, competent leadership and success in satisfying the citizenry.
Notwithstanding its many deficienci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ensured the world’s fastest growing economy and vastly improved living standards for most people. According to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82 percent of Chinese surveyed in 2012 feel optimistic about their future, topping all other countries surveyed.
Indeed, Abraham Lincoln’s ideal of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is by no means easy to achieve, and American democracy is far from meeting this objective. Otherwise the Nobel economics laureate Joseph E. Stiglitz would not have decried, in perhaps too critical a tone, that the U.S. system is now “of the 1 percent, by the 1 percent, and for the 1 percent.”
China has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laboratory for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and China’s model of “selection plus election,” is in a position now to compete with the U.S. model of electoral democracy.
Winston Churchill’s famous dictum — “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ose other forms that have been tried” — may be true in the Western cultural context. Many Chinese even paraphrase Churchill’s remark into what China’s great strategist Sun Tzu called “xiaxiace,” or “the least bad option,” which allows for the exit of bad leaders.
However, in China’s Confucian tradition of meritocracy, a state should always strive for what’s called “shangshangce,” or “the best of the best” option by choosing leaders of the highest caliber. It’s not easy, but efforts in this direction should never cease.
China’s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so far have produced a system that has in many ways combined the best option of selecting well-tested leaders and the least bad option of ensuring the exit of bad leaders.
Zhang Weiwei is a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Fudan University and senior fellow at Chunqiu Institute. He is the author of “The China Wave: Rise of a Civilizational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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