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25日星期五

以写竹绘兰排解心头苦闷


  叶公超自小就学画兰,稍长画竹。十多岁时,曾在北京从汤涤学画。他写兰颇得赵子固笔法,赵是宋末元初表现出最强烈的对异族不屈服气节的画家。对 中国文人写竹的历史他更是了如指掌,他对文与可、梅道人、夏太常、文征明等都很有研究,认为宋元以来文人画竹实为抒发胸中灵气。他说凡是受外人压迫而个人 心情不愿服从压迫,就特别喜欢画竹,所以竹子可以说是反抗压迫的象征。
  兰、竹相随了叶公超一生,他在教授生涯中也时有落笔。
  叶公超笔下的空谷幽兰、淋漓墨竹浇的更是胸中之块垒。从松江路到“龙山拓园”,再到“水晶大厦”,他先后给自己的书房起名“友多闻斋”、“寒之友斋”、“影婆娑斋”等,让人不禁遥想起当年水木清华的“竹影婆娑室”。
  “怒而写竹,喜而绘兰”,他写竹的时候远多于绘兰的时候,借以排遣心头的痛苦与愤懑。他自己说得很清楚:
  书画不会得罪人,又无损于己,是最好的养性方法。当一个人拿画笔的时候,世俗杂事都在九霄云外,宠辱皆忘,更不知凡间有痛苦和烦恼。
  1962年,他和高逸鸿、黄君璧、陈子和、姚梦谷等画家组织“壬寅画会”,共同切磋,时相雅集。
  1966年,1977年,叶公超的书画作品先后两度在香港展出,一时轰动香江。可惜两度他都未能躬逢其盛。香港画界曾予以很高评价,黎心斋说: “写竹至难,公超之兰竹得梅道人、顾定之、夏昶风规。下笔时又果胸有成竹,故竹叶兰香,清气迫人眉宇。至其书法沉厚中有静致,结体严谨中而灵活。”刘秉衡 说:“叶氏所写墨竹,挺秀出尘,有飘然洒落之致。”黎晋伟言:“公超之书画,有才人之笔,书卷之气跃然纸上,其所写书画多寄意之作,重精神而不重形态,所 谓‘胸中有丘壑,纸上无俗尘’者是也。”王世昭说他的书法上溯王羲之,中及鲁公,下至米颠、东坡。
  他自幼临摹褚遂良的字帖和魏碑,写得一手好书法。在南京,他曾勉励陆铿,“要继续好好写,中国人特有的修养,也是门面之一。”
  他笔下的兰竹也是以书入画,将褚的笔法带入了画里。当别人向他讨画时,他常会说:“我的字也不错呀。”写好字,他自我欣赏:“还不错吧,至少写得很直,没有歪。”
  有人说他的书画清新而不落俗套,有着浓郁的书卷气,这一切和他潇洒脱俗的生活态度有关,“他那自然自在、忘怀得失,不论在朝在野,无时无地,莫 不如是,大有超然物外的逸趣”,属于“典型的书生本色”。他从来不是政客,而是大时代中的一个知识分子,生当转型、易代之际,在中西文化之间,进而出入国 门,以他一流的“王者英语”与世界各国政要觥筹交错,意气风发。退而在野,则以传统的中国书画自娱,俨然是长衫飘飘的文人。
  1966年,他应邀主编《二十世纪人文科学》的《艺术篇》,亲自撰写了《结语》和《六十年来之中国绘画》,对艺术家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艺术 批评的重要与独立等提出了独到的看法。他说,艺术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可惜现在的社会不能培养艺术家,甚至提供有抱负的艺术家适当的工作环境。他认为,古 人在书画方面为什么成就卓越,能千古流传,主要原因是当时大半的艺术家有皇帝或贵族供养生活,能一心一意为艺术而艺术,问题是没有独立性。社会进入工业化 之后,如果能把部分资金用来支持艺术,使艺术本身不用去敷衍官方或有钱人,那样艺术才能独立。他说,“现在最迫切需要的,是独立而严格的艺术批评。”认为 过去老套的艺术批评全是捧人的。有的批评,非但不能帮助艺术家,反而压制他们的创作力,这是不管用的。
  他晚年时,书房中挂的是他指定何怀硕画的:“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何怀硕深情地回忆:
  尤其令人感动的公超老师把晚辈如我当朋友看待,使你在光风霁月中与天光云影共徘徊,慢慢忘却了由敬谨而生的拘束。老师是卿相犹是布衣,是饱经沧 桑的老人犹是赤子。与他相识相知的人,永远感受到他那元气淋漓的生命热力,使你化卑怯为勇气,从悲观迷惘中而生积极进取之心。而且,他使人自然领略到平等 自由的人格尊严,因为,在他心目中,王侯与寒士无所轩轾。
  四
  叶公超年轻时就喜欢打猎,到老仍盼望到非洲丛林中施展身手。在南京,在杭州,在美国、西班牙、苏格兰等地狩猎,曾有不少斩获。到台湾后,他也猎 到过野猪、野鸭。1968年旧部陆闰成到台湾看望叶公超,回想起1954年,他和美国“大使”蓝钦等结伴到花莲、宜兰围猎山猪,在关渡淡水河打水鸭,在第 几兵工厂射击场作长枪手、中美友谊赛的豪情逸兴,感慨不已。他与白崇禧、孙立人等都是猎友。他虽然喜欢狩猎,却志
  不在“得”,见到乖巧的野鸭涉水而过,他往往狠不下心扣扳机。
  他闲而狩猎,却讲猎品。60年代时他说:“对打猎的人说,猎品是顶重要的,比如行猎时,不可以射杀雌的、幼的。就像孟子所说的‘数罟不入 池’,意思是说,在充满杀机中,也须存一份忠厚的好生念头。”
  他感而赋诗,他的诗寄托遥深,所谓“诗言志”也,其中以题竹的居多。“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总无心”、“饱经风霜节愈坚”等都可看做是他自 道生平。“蒲风吹绕紫葡藤,飘落红尘岁几更,不辱人间烟火物,俗缘容易佐长生。”这是他题“紫茄图”。“广寒宫里觅仙踪,不染胭脂见玉容,微步凌波闻鼓 瑟,一番萍水一相逢。”是他题水仙。
  “但得托根清净土,天寒勿写最高枝。”“灵斋夜坐寒之友,隐隐西风动至情。”“枝枝叶叶见幽情,辜负春光碧玉生,卷起湘帘吹梦境,夜来风雨变秋 声。”“江风翠竹湘妃瑟,谷月幽兰楚客诗。”“无限清怀纸上生,竹竿抱节石藏贞,故家乔木今何在,梦里纵横见落英。”这些都是他的题竹诗。
  他所画的雪竹尤其“不胜故国山河之感”,他题雪竹也每多好诗,如“研碎冰花图雪竹,世情淡薄此心寒”;“历劫不挠君子节,画中自有岁寒姿”等。
  1962年秋天,他游野柳归途,想起十年前签订《对日和约》时,同事郭则生曾步当年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诗原韵,寄诗一首给他。前尘如梦,往事如烟,他感慨万千,忽有所感,即以原韵写下了这首诗:
  黄帽西风白马鞍,登临却笑步为难。
  归林倦鸟知安稳,照眼斜阳未觉残。
  欲借丹霞弥往辙,不因险乱心坛。
  青山翠竹凌霄节,乐与游人夹道看。
  日本人想以高价买一幅他手书的这首诗真迹,他坚决拒绝了。
  1969年7月21日,人类登月成功,举世庆祝,他却认为科学破坏了“碧海青天夜夜心”的诗情,作七绝一首表示异议:
  登月人归佳话多,何曾月里见嫦娥。
  举头望月明如旧,对月无言且放歌。
  “故国烽烟隔海看”,故国山河也常在他的梦里,阮毅成回忆杭州旧事的《三句不离本“杭”》出版后,送他一本,他连夜读完,并赋诗一首:
  毅成兄以其所著寄赠,一夕读尽,益增异地怅望乡邦之思。
  一篇说尽临安事,山外青山楼外楼。
  展卷凄然怀故迹,年年望断是神州。
  他早年在美国、英国亲聆现代诗人佛洛斯特、艾略特等的教诲,早在爱默斯就出版过英文诗集,在诗歌方面有着非凡的造诣,可是回国之后,他几乎不再写诗。晚年他写的都是旧诗。但在中国新诗史上,他却占有重要的地位,不是以诗,而是以他的诗论。
  1973年11月11日到17日,“第二届世界诗人大会”在台湾举行,主题是“弘扬诗教,促进大同。”大会专门安排了4次全体会议,每次讨论一 个题目,其中11月13日下午由叶公超主讲“诗与画”。他说这个题目不如叫“诗在画中的地位”更为恰当。中国诗和西方诗起源的时间差不多,虽然中国没有像 《荷马史诗》那样的长篇史诗,但《诗经》的文学价值和地位也是相当高的。他说山水画是中国画的骨干。大约11世纪,大部分的中国画中都有诗味表达的特点, 一幅画可能表达的是一个风景,也可能是一首诗。在画上题诗成为必要的一步。这是诗与画的第一层关系。画家可能把前人的一首诗配在自己的画中,用来衬托自己 的观念或意境,这是第二层。古人讲究诗、书、画三绝,任何好的画几乎都是如此。他感慨现代的画家有很多不是诗人了。
  1974年6月23日“诗人节”前夕,“第一届中国现代诗奖”举行颁奖典礼,主持人余光中请叶公超为颁奖人。多年以后,当时去接他的青年诗人洛 夫还记得,那一天细雨霏霏,通往天母的途中一片泥泞,山回路转,山腰上,一片青翠之中,“龙山拓园”在望。叶公超出来开铁栅门时,身后跟着两条如狼似虎的 大丹狗,他的住处院子很大,花木茂盛,却疏于整理,阶前落叶遍地,有些荒凉意味。
  那天叶公超在致辞中,从白话诗谈到现代诗,从徐志摩谈到艾略特,中外诗坛掌故,如数家珍。他的音调缓慢而苍劲,娓娓道来别具韵味。他说:“诗人 之所以写诗,是因为内心有一种冲动的情感要表现,这种情感,一种是个人的,一种是社会的,有感之后才有所发。”他坚持“诗的语言必须有节奏性”,他认为 “诗的语言不是直截了当的,诗的语言包括视觉的意义,感觉的意义和听觉的意义。”
  他没有准备讲稿,没有什么客套话,一口纯正的北京话,不带一个英语单词,颇像老友西窗剪烛,煮酒叙旧,引人入胜。洛夫送他回家的路上,他问起诗坛现状、喜不喜欢徐志摩,读些什么书、有没有出版诗集等。
  第二天,洛夫寄了一本诗集、一本评论集给他。半个月后他回信:
  洛夫吾兄:
  天母邮递较慢,你的诗集《无岸之河》和评论集《诗人之镜》昨天才收到,多谢你。《创世纪》还未到。
  前几天你雨中陪我回家,又告诉了我许多关于新诗的近况,都是我不知道的,好像上了一课,更多谢你。
  祝你好。
  弟 叶公超 7月9日
  五
  1961年年底,叶公超请刚从日本来的新闻界老友乐恕人叙旧吃饭,提出了有趣的三条件:一、不上馆子,在家里便饭;二、没有大鱼大肉,只有家常 小菜;三、午后二时起,要睡午觉,恕不奉陪。那时,他住在一间独立门户的旧房子里,客厅、餐厅、卧室全在二楼,有男女仆人各一。乐恕人请他谈谈人生进入中 老年后,对于处世养生的道理。他边吃边谈:
  现在这种局面下,人到中年以后,是非恩怨特别多,谈到处世养生,我觉得有几项事值得注意。
  第一,最基本的,要对自己的生理情况充分了解,不妨把生理卫生这类书籍,重温一遍。明白了身体各部的机能,你才会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哪些事该做,哪些不该做。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哪些地方可以去,哪些不可以去。这是最基本的,没有健康,一切免谈。
  第二,要有听而不轻信的辨别力,这就是避免甚至除掉是非恩怨的关键。
  第三,一个人要有两类好朋友,一类是可以谈肺腑之言的,一类是可以对生活有实际帮助的。自然,二者兼而有之,那最好不过,可是又非常不容易。
  第四,有一个宗教信仰,对人生比较有益。他说自己现在是不进教堂的老基督教徒,十几岁就教于圣经班,可是到现在对任何正派的宗教都不反对。信仰宗教有两个好的影响,一是给人一点悔过、安慰和寄托。再则是劝勉人们为善,做好事。
  70岁生日时,他说人老之后有“三怕”:一怕病;二怕不能吸收新思想;三怕失去青年朋友。针对“三怕”,他许下“三愿”:一、要保持自己身体的 健康;二、要不停地吸收新思想、新观念,使自己的知识日久常新,不致跟时代脱节,并不致被目为落伍;三、要结交新朋友,尤其要结交年轻朋友,使自己生活在 青年中,永远保持青春活力和情趣,并进而使自己心理更新。
  为此,他每天都要锻炼身体,从事适合老年人的运动。每天都要浏览中外新书,以增长见闻。对青年朋友,他更是热爱有加。虽然他不愿回想过去的辉 煌,但他偶尔也会和他们兴冲冲地谈起当年的政治外交,以及对时事的看法。青年作家阮文达在《春秋杂志》写“阮氏春秋”,他很喜欢,主动送作者一幅字、一幅 画。几年后,阮的《随缘随笔》出版,寄赠他一册,他马上回了信。可是他晚年记忆力大减,过了七八个月,他以为还没有复信,所以又写了一封信:
  文达先生:你去年五月送我的《随缘随笔》,我于收到后,因一时忙于搬家,最近又在枕边发现,才想起还没有多谢你,盼你原谅。你也许不知道,我也是经常以你的专栏为调剂生活的读者之一,而感觉愉快者。多谢你的书,以后还希望不会忘记再送给我。

 六
  他水木清华时代的老朋友费正清称他是“一位有才华的英国文学教授,他成为主要的战后外交家”,还说他是林徽音(英文名菲莉斯)的表兄,则没有其他旁证。1968年台湾有人攻击说胡适、王世杰、叶公超等勾结费正清,导致国民党失去大陆。这当然是无稽之谈。
  1964年费正清访问台湾时,“蒋介石个人仍具有左右一切、窒息一切的作用。我们在北京时期的老朋友叶公超曾经当过清华大学英国文学教授,他完 全凭自己的才能跻身于‘中华民国外交部’,当了10年的‘外交部长’,接着又任驻华盛顿的‘大使’。但现在,由于他不愿顺着老头子的意思搞‘外交’,结果 他被羁留在台北任内阁中的不管部部长。他是一个致力于中国复兴的人,对新旧文化都很珍视。……叶公超是一位有名的书法家,对中国画很在行。同时,他还在厄 伯纳、贝茨、阿姆赫斯特和剑桥等大学和学院接受过西方教育。他曾经历过德国对伦敦的空袭和目睹过新加坡的陷落,他认识世界各地许多国家领导人。这一次,他 带着我们乘火车到台中去参观存放在那里的故宫的艺术珍藏。当时拉里·西克曼正在那儿对这些东西拍照。我们住在台湾第一银行的招待所里,碰到了许多企业家, 叶公超认为他们将来会给台湾带来一些希望。在访台期间能和这样一位难得的朋友在一起,真是一件幸事。”
  1977年,费正清再度造访台湾时,蒋介石已不在人世。“在台北最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再次会见前任外交部长叶公超,他依旧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 仍然牢牢地坐在政务委员的位置上,他喜欢孤独,然而却奉命去处理预算问题。他外出时,秘密警察跟踪他;当他住院时,蒋经国却莅临探望——一种对最高级天才 的奇怪的愚弄。叶公超对一个现代歌舞团甚感兴趣,他陪同我们前往有2000人观看演出的中山纪念堂。这次演出是一次很好的尝试,观众在情绪上似乎完全是西 方国际式的。文学和艺术正在台北蓬勃发展。这是我们这个伟大世界的一部分。”
  七
  在落寞的晚年,除了以书画自娱娱人,叶公超曾编英文教科书、国语辞典等造福后人。记者赵世洵有一次夜宿花莲公路招待所,在房间的抽屉里发现一叠 英文稿件校样,上面有许多改正的地方,仔细一看是一本大一学生的英文课本。向招待所的人打听,知道这间房在此之前叶公超住过。赵把校样带还给叶公超,他十 分感谢:“年纪大,身体差,记忆力也减退了,所以才把这份校稿给忘了。”
  1977年12月21日,他在《中国时报》发表《对中文教学的几点意见》,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他甚至热衷于针灸,早年他在北京摔了一跤,伤了右腿,用针灸治愈,对此他记忆犹新。老友聚会时,他们常会谈及针灸。1973年10月,他70岁 生日时,老朋友为他祝寿,他把收到的贺仪120万元全部捐给了“中华针灸科学研究基金会”。当媒体报道他的生日时,他有几分不悦:“我这回生日,过得太招 摇了。各报都登了一大篇,这样不好,人家会觉得肉麻。”
  他晚年各种文化、学术活动也很多。1980年8月,“第一届国际汉学会议”在台举行,他已77岁高龄,还担任了文学组主席团的主席之一。 1976年12月,他应邀担任张静二的比较文学博士论文答辩会口试主席。指导教授之一张捷按习惯提前一小时出门,到了会场,发现比自己年长一倍的叶公超早 到了,原来他怕天母路远,上班时间车辆太多,总是让司机早早出门。张捷感慨:“叶先生是受过西洋教育的人物,守时一定也必是他的人生常则之一。”
  1950年进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担任速记的涂翔宇记得,每次院会,叶公超总是第一个到,喜欢在记录席上小坐吸烟,和议事人员聊天,谈笑风生,有时会大谈莎士比亚。
  他凡事认真,一丝不苟,一次应一个文化机构邀请作关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学术演讲,整整忙碌了两个星期。等到演讲时,预定的两小时将到,他兴致正 高,人们以为一定完不了,没想到一到时间,他即戛然而止。他手持资料卡说:“我今天所讲的,还不及我准备的四分之一。”场中掌声雷动。
  八
  “自织,自耕,自在心,江干千种柳成荫。兴来一棹悠悠去,酒熟深杯细细酌。”这是他最喜欢的一幅水墨画题诗,也是他晚年的人生境界。一切都将成为过去。
  1981年最后一个中秋夜,他还兴致勃勃地挥毫书写苏东坡的《赤壁赋》。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叶公超在医院的走廊上散步,有时愁眉苦脸,有时会笑 逐颜开,直到大限将至,遇到旧朋友就忍不住要哭,都显示了他的本性,率真之处,丝毫也不作伪。贵为“总统府资政”,虽然晚年病中,蒋经国曾亲自去看他,但 他心境之凄凉,胸中之不平和抑郁并没有一丝减少。蔡孟坚到医院看他,发现他头发全白,老态、病态毕露,蔡安慰他:“我只小你一岁,只要将烦闷变快乐,自能 长命百岁,谅必稍加治疗,即可出院。”他竟愤怒地回答:“你少说俗套话安慰我,你应该知道‘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的古话,我的心早死了。医生诊断我 是心脏病,固然不错,但是有许多政治野心家,先将心脏病秘密掩饰为正常,仅仅说出一些附属病症,有的竟宣布其身体一切正常。今我一生无野心,须知我的心脏 病,是被动而来的,哀莫大于心死。”“我真死得很惨”。
  1981年11月17日,当收到宋美龄从美国差人送来的纯毛黄褐色背心和一些消化饼干后,他整日沉默不语。3天后(1981年11月20日),他走完了人生的全程,享年78岁。临终之际,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程沧波的挽联说:
  学术擅中西,零落山邱同一哭。
  达官兼名士,苍凉身世又谁知!